过去三十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红利启动了快速增长的资源开发型经济。成本低廉的土地和劳动力、广泛的矿产资源

开发、广阔的市场开放成为开发型经济的主要动力源泉，形成了高度依赖天然的低成本竞争力模式，吸引和刺激了大量的投资。由于长期依赖投资拉动，随着土地、劳动力、矿产等资源价格上升，投资呈现不足时，资源开发型经济便难以维持。即使在当前世界经济持续向好、需求相对旺盛的时期，经济依然艰涩。人们大都认为经济问题的根源在于产业结构陈旧，但笔者认为，我国经济问题症结尚不在结构，而在于企业竞争力不足。中国经济的当务之急，主要不是调整行业结构，而是调整虚实结构，减轻企业负担，转换政府职能，全面提升企业竞争力。

行业结构不是主要矛盾

从全球经济演化格局来看，从18世纪到现在，世界经济发展进程大致可划分为三个一百年。

第一个百年是欧洲的世纪。从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之后，以机器化大生产为特征的近代工厂逐步取代了家庭手工业和手工作坊，英国成为世界上经济最繁荣、实力最强大的国家，以英国、法国、德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在强大制造业带领下，实体经济快速发展，带来了丰厚的资本积累，经过大约一百年时间，实现了资本裹挟技术向美洲的转移，并且造就了美国的崛起。

第二个百年是美国的世纪。美国南北战争结束以后，借助两次世界大战的机遇，实体经济得到快速发展，依靠技术和资本的双重力量，构造成新型现代经济体系，并从20世纪初便进入了强盛时期，资本开始外流寻租，美国成为全球无可争议的世界强国和经济中心。

欧洲与美国的资本与技术从上世纪中叶开始进入亚洲，第三个百年是亚洲的世纪。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亚洲逐渐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日本、印度、中国先后成为经济快速发展的代表性国家。在当前世界经济结构中，亚洲经济仍是全球重要的增长极，中国仍处于承接美、欧、日经济体资本转移的历史性进程中，中国企业的制造能力还处在发达国家和非发达国家（如非洲国家）之间，这个趋势并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现代经济构架的发展空间仍然广阔。

从欧美经济发展的演义来看，从技术、工艺、产品、资源、人才等实体经济能力出发到资本积累输出几乎是一个规律。也就是实体经济崛起在先、虚拟经济在后，通过资本市场、产权交易、金融衍生品等引导资本流动，推动经济元素的优化和转移，这样一个规律是必须遵守的。

从外部需求来看，全球金融危机以后，美国经济已逐步走出低谷，2012年美国GDP增长率为2.2%，失业率从2011年10月的9%降到了2013年6月的7.6%，道琼斯指数创下历史新高，多项经济指标明显好转。美国的优势在于其强大的技术创新能力，金融危机的实质是美国逃废金融债务，其技术创新仍然在全球占据领导地位。欧元区的问题主要是欧元制度设计存在先天不足，社会福利过高，但欧洲在服务业、技术创新、品牌等领域依然处于强势地位，法国的化妆品等奢侈品产业，德国的高端制造业、汽车业等产业的全球主导性地位依然难以撼动。亚洲、非洲、南美洲等新兴经济国家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和巨大的人口规模，但其经济仍处于发展中阶段，对各类工业品和服务的需求潜力依然巨大，这为中国企业生产能力的使用和竞争优势的发挥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从国内需求来看，我国仍然处于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的扩展阶段，城乡差距、东西部发展进程差距极大，基础设施仍然非常落后，社会保障体系不能支持社会的有效运转。2012年北京“7.21”的一场大雨，北京给排水设施不足的问题就暴露无遗，首都尚且如此，其他城市的窘态可想而知。2012年，国内地铁最发达的城市——北京地铁通车里程为442公里，刚刚超过纽约地铁公里数，国内人口规模在500万以上的城市地铁修建刚刚起步。2011年底，我国依然有6.6亿非城镇居民，人均纯收入仅为6977元，刚刚超过1000美元的水平，在世界上仍然排在100名以后。国人抢购洋奶粉、狂购奢侈品等令世人侧目、令国人耳热的现象充分说明老百姓对安全、优质产品的需求还远远没有得到满足，这些需求都是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原生动力。

从供给端来看，中国企业在世界上仍极具竞争力。无论是劳动密集型的纺织、玩具，资本密集型的煤炭、钢铁、有色金属、汽车，还是技术密集型的通讯设备、计算机、手机、液晶面板、芯片，中国在国际市场的占有率都位居领先。2012年我国粗钢产量7.16亿吨，占全球钢产量的46.3%；部分高新企业在全球已经崭露头角，如华为的交换机、手机市场份额已位列全球第三；在工程机械领域，全球工程机械制造商排行榜前十名中，中国企业徐州重工、中联重科与三一重工占了其中三席。而全球知名企业也有不少将研发中心、生产企业放在中国，中国已成为苹果产业链中最重大也是最重要的制造基地，仅仅生产苹果配件产品的产业，在深圳就云集了1500多家厂商，年产值逾千亿元。

过去30年的经济发展形成的强大制造业体系、快速高效物流体系、完整的产业链配套，在短期内没有其他国家能够替代，中国的制造业可以说覆盖了全球产业链低端到高端，而且现在依然在向价值链高端攀升过程中。总体上看，中国制造短期内难以替代，仍然有明显的竞争力。但从最新发布的中国企业500强的数据来看，216家企业的净利润较上年出现负增长，43家企业出现亏损，比上年度增加了30家，7家企业亏损进一步扩大，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出现严重下滑趋势，市场份额及竞争力优势正在被企业经营的困难处境所融化。亏损所表达的经济信号是成本高企，应该说目前中国企业不缺订单，受到拖累的是成本，而缺乏成本敏感正是中国企业的天然缺陷。

今日中国，实体经济远没有达到世界级水平（如制造业），但虚拟经济功能、数量都已惊人。2012年中国整个GDP构成中，以金融业为代表的虚拟经济约占5.53%，但却贡献了整个社会利润总额的52.96%；另据测算，全球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比值约为14.2倍，其中美国、日本、中国分别为20倍、8-10倍和3.6倍，中国的实体经济发展还无法像发达国家那样有效支撑资本的输出。因此，当前的经济主题与其说调整行业结构，还不如说是应该加快提升实体经济能力和水平，提高企业和产品的竞争力，以优化资本结构，抑制虚拟经济过快增长。

所谓的行业过剩，如果用市场的标准看，其实是不存在的。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无形之手总是在过剩与均衡之间有效地进行调节。用计划的方法对生产能力与有效需求进行扎差，得出行业过剩与否的结论，未免太显简单。

因此，仅仅强调产业结构调整而不重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总量结构调整，仅仅强调信贷杠杆对经济的刺激作用而忽视税收对经济的杠杆作用，仅仅重视经济的需求敏感而忽视企业的成本敏感，正是当前经济政策的误区。

企业成本分析

在有效需求并没有明显减少情况下，中国经济开始出现相当数量的企业亏损、小企业融资难等现象，与全球经济发展的趋势和格局不相吻合，其深层原因值得探索。这些现象的表象原因是当前企业成本上升较快，人力成本、土地成本、资本成本上升，根本原因是企业成本固化，不能根据市场和需求的特点调节成本，缺乏成本敏感性。

关于人力成本。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力成本确实呈现上升的势头，但从绝对水平而言，2000年前后，珠三角的熟练工人月工资大体在1000元左右，2012年，工人工资的平均水平仅为2600元左右，12年的涨幅，平均年增长不足8%，剔除CPI因素，年增长率仅为6%左右，全国平均水平更低。中国出口产品的平均成本确实有所上升，但劳动力成本在成本构成中的占比还在下降，PMI一直处于低位。

关于财务费用。主要指支付银行利息，受美国量化宽松的影响，全球的融资利率水平一直处于历史性的地位，美联储的联邦拆借利率一直在0.5%水平，日本更是长期陷于流动性陷阱，央行将基准利率设为0，甚至负利率，中国的货币供应量在过去10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M2/GDP的比从1.36到1.88，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一直维持在6%左右，利息成本在企业成本中的占比一直稳定在5%-10%之间的水平。

关于企业税负。除了企业生产成本的持续高企，影响企业投资和生产回报率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税负。相关研究表明，当前我国企业综合考虑税收、政府性基金、各项收费和社保金等项目后的综合税负达40%以上，远远超过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25%—27%左右的平均水平，实际的税负水平只会更高。如此之高的税负水平已经成为影响企业产品竞争力的最大要素，既是企业成本固化的主要原因，也是影响企业盈利水平的直接扣项。

不仅制造业的成本固化源于高税负，房地产价格的屡调屡涨同样是因为高税负。在现行的土地制度下，农用地转为城市建设用地是最暴利的途径，土地开发者用各种名义通过征用将土地变性，支付给农民的仅仅是一个户口或者一套住房，转手就可以在商业土地市场出售。据有关研究报告显示，从1999年到2010年，土地出让金收入从514亿元变为2.9万亿元，土地出让金收入占地方财政收入的占比从9.2%提高到72.38%，在财政收入严重依赖房地产收入的背景下，开发商盈利空间趋于更窄，这又催逼房价上扬，并且影响建筑质量，调控房地产价格难以有效。北京、上海部分城市的土地成本已经接近开发商总成本的50%。如此之高的土地成本，进一步推高了房地产价格，又反过来推高了土地成本，从而导致企业生产成本和人力成本的增加。

总体来看，企业利润空间受到税负、银行利息、人员工资、通胀等多重因素的挤压，并最终影响到企业竞争力。2013年一季度，企业成本收入比75.6%，较 2011、2012年同期的74.6%和75.7%持续走高，企业税收占利润总额比重达43.94%，可见高税负已经严重影响企业成本和盈利并束缚中国经济！

减税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前提

减税是扭转经济困境的关键举措，也是经济转型的前提。高税负下的企业缺乏根据成本调整价格的能力和空间，无法根据需求和市场变化调整自己的经营决策，也缺乏加大投资追求利润的动力，使整个经济转型缺少经济学上的依据。

减税的主要功效体现在：第一，通过减税，可以降低企业的固化成本，企业有更大的空间根据人力成本、资金成本等要素成本的变化调整产品价格，部分对冲成本的过快上涨，从而保证产品的竞争力。第二，通过减税，会调整或者改变经营者的预期，提高经营者专注于实体经营的信心，从而带动宏观经济的持续稳定。第三，通过减税，可以提高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为企业产业升级、技术更新积累预留储备，推动企业向产业链高端转移，提升产品利润空间。第四，通过减税，可以引导企业调整产品结构，减缓经济结构调整对社会的冲击。

减税的实施，可以分为总量减税和结构性减税。总量减税是直接减少各项税负比率，比如企业的所得税，各类附加费用等，结构性减税是调整税收的种类和征收方式，比如营业税改增值税问题，土地出让金和房产税问题等等。

通过减税才能使高速奔驰的中国经济列车得到调整方向、获取新动力的机会。

转变政府职能是减税政策的基础

说到减税，地方政府往往反对。就业、民生、教育、医疗、国防、环境治理，700多万公务员的吃、喝、拉、撒，都依靠财政。一方面是财政收入的年年增长，另一方面却是财政支出的逐年拮据。这一看似无解的难题背后，恰恰说明减税的基础是减事，即转变政府职能。

要实施减税政策需要政府的持中立场。政府持中立场的本质是政府要摆正与市场、社会的关系，政府主导经济，必然追求快速增长，但盲目的经济发展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可能导致经济失衡、供求失衡，导致无序，并会带来严重的社会不公、更大规模的资源需求、更紧张的环境压力、更激烈的社会冲突，正如汤因比所说，任何一个文明的衰落以至解体，都不是外力所为，而是自身在繁荣时期犯了致命错误，颇有道理。当然政府转变职能不仅是经济需要，也是政治抉择，需要积极而谨慎的推进。

一是该市场解决的交给市场。减税必须改变政府的行为理念、习惯和行政方式，并从大部分市场领域退出。政府应定位为市场规则制定者、服务者的角色。要简政缩权，而不仅仅是放权，否则减税、调整经济结构均为无本之木。

二是剥离从属于政府的公司。各地政府为促进地方经济增长，多年来已经向一般竞争性领域延伸过多，经营着巨额资产，利用政府的职权进行企业化经营，政府既是市场的主要参与者、资源配置主体，也是经济体中的最大受益者。这种受益一方面表现为税收，如2012年国民生产总值52万亿，财政收入11.7万亿；另一方面表现为对具体资产的经营，在当前这种经济增长模式下，政府作为实体已经形成强大的利益诉求。长此以往，不仅难以提高效率和技术水平，而且难以化解社会内部的紧张冲突。因此，有必要在职能上剥离政府与经济发展之间的权责关系，在经营管理上剥离从属于各级政府的固有资本企业，将其推向市场。

三是限制政府负债。在现有升迁机制和GDP导向下，政府部门迷恋于招商引资、批项目、搞建设，在政府税费之外，形成过度负债，依靠土地，寅吃卯粮，大包大揽，补贴企业经营现象比较普遍，这些做法传递了错误市场信号，扭曲了资源配置，常常成为政府过度负债的动力，因此，有必要加以限制，逐步消化。

四是要持续推进价格市场化形成机制，把价格的行政决定模式转变为市场决定模式。经过三十年改革，普通生产要素价格市场化决定机制改革基本完成，下一步重点改革应重点推出资源价格、资金价格的市场化机制。通过发挥关键要素的市场化配置机制，让市场来发挥资源配置功能，优化资源配置，实现价格从国内平价转变为国际平价。

总之，当前稳经济、保增长的要害是促进实体经济增长，抑制虚拟经济膨胀，不仅要运用货币政策促进经济发展，更需要运用财政政策降低企业负担，偏颇的政策往往会带来偏颇的结果，造成经济的不良循环。